海南省三亞市天涯海角景區一塊石刻上的“海判南天”四字，有著遠遠超出您能想象的大量文化信息。康熙時期的天文歷法和大地測量究竟有怎樣的關系？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觀念如何影響了古代的天文、歷法、地理等多學科領域？中外文化交流對這些學科又產生了哪些新的影響？“海判南天”石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奇獨特的視角。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進行測量工作的欽差在今天海南省三亞是天涯海角風景區內的下馬嶺與南海的山海連接處立下了“海判南天”石刻。這是著名的《皇輿全覽圖》測繪留下的緯度標記。這一石刻與康熙時期的天文歷法和大地測量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呢？與中國古代天文歷法、地理，乃至易學等領域的傳統觀念又有著怎樣的聯系？

古代版圖與《周易》卦象

古人認為天道運行環轉不窮，喻天為圓；以地有山川脈絡之恒形，有東南西北四正，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隅而成方；于是有“天圓地方”之說以象天陽地陰。中國的地形為西北高而成山川，東南低以匯成大海。《列子·湯問》云：“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其后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周易·系辭》述八卦方位為：鎮東、離南、兌息、坎北、乾西北、坤西南、巽東南、艮西北。將中國版圖與周易八卦相對應，就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思維模式。例如乾位西北，乾象天，光緒《新疆圖志》云：“山勢尊嚴，群巒環拱，為天山之主峰。”其按語云：“準語謂君為汗，謂天為騰格里，言天山也。”

離位正南，《韓非子·有度》云：“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知其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周易·說卦》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那么，離位和南對于古代帝王有著怎樣的意義？在中國版圖上有著怎樣的奧秘呢？

天度地尺繪出中華大地

康熙年間開始一項浩大工程，這就是將天文測量方法用于大地測量。大地測量的目的，一是以可精確地從地圖上推算各府、州、縣的東西偏度(相當于經度)和北極高度，一是查清山川脈絡，為規劃中國疆域提供依據。

康熙六年(1667年)法國新天文臺——巴黎天文臺落成，國王路易十四任命意大利人喬萬尼·多米尼科·卡西尼為第一任臺長。1679- 1683年間，卡西尼制定了通過觀測木星來確定經度的方法。1682年路易十四參觀巴黎天文臺，他看到了用天文觀測和三角測量繪出的精確地圖。卡西尼于是制定了龐大的為世界重新繪制地圖的計劃。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應康熙皇帝邀請，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首批6名被任命為“國王數學家”的傳教士來華服務。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開始，康熙皇帝諭令外國傳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郭，用西方測量法，繪畫地圖。為統一度量，康熙皇帝欽定以工部營造尺為標準尺，規定以地球經緯線1度合200里，以營造尺18丈為1繩，10繩為1里。通過觀測太陽正午高度推算，以及直接高度來確定當地北極高度。為了在極短的時間內用精確的方法繪制出中國版圖，西方傳教士以三角測量為主，并通過觀測太陽正午時的高度和北極高度來進行校驗。來自法國的宋君榮神甫這樣說明測繪西士的裝備：“他們有幾個大羅盤，一些其它儀器，一個水平儀和其他一些執行皇帝旨意有關的物件。用一些標著精確尺碼的繩子，準確測量著從北京出來的路程……在路上，他們觀測和記錄太陽正午時的高度，隨時觀測羅盤經緯方位，并精心地觀察羅盤針的變化與傾斜。” 1736年法國學者杜赫德在海牙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第四卷末收錄了參加測繪的法國傳教士馮秉正提供的641個實測緯度及依圖推算的東西偏度。

傳教士馮秉正神父1717年的信中寫道：這位偉大君主以前曾令南懷仁神父和其他歐洲人修訂歷法，制造精密測天儀器，并把他們留在宮中。后來，他發現傳教士進獻的地圖經緯度非常清楚而且與天象絲絲入扣，而中國地圖遠沒有這般完美，便令歐洲人和韃靼人走遍帝國，測繪各地地圖，費用由官府負責。為執行圣旨，傳教士分頭行動。他們深入到最邊遠的東、西韃靼地區，忍受著最難熬的酷暑和嚴寒，以難以想象的辛勞盡心盡力地把地圖繪制得如皇帝希望的那樣完美。他們歷時多年，行程萬余法里從事這項工作，終于把地圖呈于陛下之前。陛下仁慈地收下了地圖，并在稱贊傳教士時說道，如今中國也有了很好的地圖。皇帝親自審閱、精心保存并不時端詳這些地圖。圖中一眼就能看到各省各市各個小鎮，各自皆有自己的位置，各地間的距離、河流的發源地及走向以及主要山脈也都一目了然，這對皇帝管理十分有益。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令欽天監將各省及蒙古諸處及哈密以城池及有房屋之地為準，重新測定北極高度及按新的測繪結果以北京為準推算東西偏度，后與乾隆時期測繪并推算的新疆地區北極高度及東西偏度匯總成《御定北極高度表》，主編劉茂吉于該表序言中云：“圣祖皇帝朝命西士繪《皇輿圖》，遍行天下測量北極高度，以定各府、州、縣落地，精密殊常。此表本之，計各處北極高度，以明南北里差。同此一日晝夜長短之不同，揆日定時，各處按度則有異。”

康熙皇帝對外國傳教士完成的《皇輿全覽圖》極為滿意，曾說到：“中華城池地里圖樣雖載于直省志書，但取其大概，而地里之遠近俱不得其準。朕以治歷之法，按天上之度以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人盡山水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沔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濱，西至岡底斯，俱入度內，名為《皇輿全圖》。又命善于丹青者精心繪出，刊刻成圖，頒賜爾等。觀此圖方知我朝地輿之廣大。”

治理明時，治理南海

儒家認為立國以養民為本，養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農桑以天時為本。所以《尚書》載禹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舜云“食哉惟時”，堯云“敬授民時”。《周易·系辭》云：“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 康熙十六年諭禮部：“帝王克謹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專官職司占候，所系甚重”。所以天文之學被儒學視為圣學，顓頊立重黎，堯命羲和，黃帝設五官，以專官司之。周文王始設靈臺觀象，《詩經·大雅·靈臺》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自上古開始，中國一直有專門的政府機構來觀象授時。然而，中國古代天文家雖然懂得如何觀察天象來分辨天時，觀測和計算卻始終不能與天行密合，日月食計算與實際總有著較大誤差。雖元郭守敬主持修歷號稱精密，但明時延用仍不能與天合。明萬歷年間，利瑪竇將西方天文學及幾何學、測量方法引入中國，在徐光啟、李天經等的努力下，“镕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于崇禎四年開始編纂歷書。雖遇魏文魁等多方阻撓，經反復試驗，于崇禎十六年，崇禎帝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歷法，通行天下”，名曰《崇禎歷書》，未及施行，明朝已亡。

順治、康熙兩朝，湯若望、南懷仁在《崇禎歷書》的基礎上，完成《西洋新法歷書》和《康熙永年歷書》。康熙五十年親試，選取顧琮等四十二名修習算法人員。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為康熙皇帝六十大壽，舉國同慶，萬民歡騰。九月在暢春園蒙養齋立館修輯律呂、算法諸書。十月，命大學士李光地將曹振圭所著書重加考訂，賜名《星歷考原》。

經過西洋傳教士對測量儀器和歷算方法的引進、消化、吸收和驗證，結合中國天學所定模式，于是一場歷法測驗即將開始。而這場測驗又與全國性的大地測繪工作結合在一起，由此延及南海，昭示中國版圖之恢弘。

《詩經·大雅·江漢》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毛詩注疏》箋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稱王之命也。治我疆界于天下，謂之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于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于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揚雄《交州箴》云：“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周公攝祚，白雉是獻。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圣武是恢。”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旨測繪江西、廣東、廣西省，李秉忠、西洋人麥大成、湯尚賢及郎中綽爾代、五官正苗受等接受派遣，由九江府屬畫起，至十二月內畫完，隨即又派往廣東省。李秉忠為養心殿“監視”，養心殿在康熙時為清宮造辦處所在地，清宮制造的儀器即出于此。苗受是欽天監專門負責修訂和頒布歷書的官員。中國的南脈從江西九江、廬山而起。《尚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江西北至九江，南至大庾嶺，處吳閩楚粵之交，北以長江為巨防，而南又以五嶺為門戶。明丘濬《唐文獻公開大庾嶺路碑陰記》云：“天地之大勢起自西北而趨于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亙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 　　所以，康熙派出這支測繪人員正是按照《詩經》所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查清南海山脈所趨。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廣東輿圖已經繪制完成，此圖顯然為康熙皇帝確定另一天極“南交”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