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在他老人家離開我們37年后，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憶，這些年來，也出現了一些以訛傳訛的誤讀。從衣食住行到個人財產，從性情到健康，各種真假難辨的說法在流傳。全國毛澤東紀念館聯誼會秘書長黃建新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采訪時，痛心地說：“這些漫無邊際的造謠誹謗，給主席的名譽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

衛士周福明，管家吳連登，警衛孟進鴻、王明富，保健醫生王鶴濱……他們跟隨毛澤東多年，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不僅是領袖，更是親人。面對流言和誤讀，他們比誰都氣憤、都痛心。在吳連登看來，“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主席不夠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時是怎么過日子的，這些謠言將不攻自破。”

“這些年，社會上有很多對主席的不實言論。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來回應，但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就太對不起主席了!我們有生之年，還是要盡力多講一講，還主席一個清白。”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采訪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我們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話要說。”“我們只講真話，只講對歷史負責的話。”

　　生活篇

生活上不愛享受

飲食上粗菜淡飯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從西柏坡進京后，毛澤東先是住進了香山雙清別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豐澤園菊香書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長時間。坊間有猜測，是不是這兩個地方有什么特別神秘之處?作為貼身衛士，周福明了解毛澤東的許多生活細節，他向記者講述了真實情況。

主席從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云軒進行。主席喜歡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書屋有北京內城的最后一塊耕地，主席覺得整個環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辦公廳趁主席離京外出考察期間，對紫云軒進行了一次維修。主席回國后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為不悅，一段時間后便搬到旁邊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來了。更衣室很狹小，條件差，并不適合作起居室，主席卻說：“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只好將游泳池的小傳達室布置成主席的臥室，將休息大廳改成書房兼會客室。游泳池沒有廚房，飯菜仍在菊香書屋做，再給他端過來。

主席在豐澤園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睡覺、吃飯就是看書、批閱文件。他看書的姿勢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舉著看。厚厚的一本書舉在手里，經常一舉就十幾個小時，他的確是累得受不了。后來，主席授意我把超過200頁的書分裝成冊，這樣拿著看容易些。

幫主席理發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熱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發，我還負責幫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歡泡澡堂子，也不喜歡淋浴，最喜歡用毛巾擦澡。

唯一享受是抽煙

毛澤東對物質生活的要求簡單至極，但煙癮非常大。有人說，毛澤東的煙是特供他一個人抽的，還有專機負責運輸。對此，生活管理員吳連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對吃、穿、用都沒有講究;家里也沒有一件擺設，更別說什么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好辦，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那里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后，還抽了幾年“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但1969年，主席開始對雪茄產生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會客室召集領導們開會，坐在旁邊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眼巴巴地看著他。開會時一般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么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國外進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煙廠制作的，工藝確實很講究，一般廠子短時間內還學不會。

警衛孟進鴻承擔著給毛澤東找煙的任務。他回憶說：

“文革”開始后，紅衛兵造反、大串連，社會秩序大亂，生產這種雪茄煙的煙廠不能正常運轉了，主席的煙就供應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請成都軍區把任務交下去，讓軍區給中央送機要文件的同志把煙帶過來。同時抽這種煙的還有李先念等幾位領導。

主席抽這種雪茄煙遇到兩個問題，一是抽不動，通氣不大順暢，要用細鐵絲扎幾個孔才能吸;二是這種煙一頭粗一頭細，粗的一端供點火，細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時拿起來就吸，有時就把粗的一頭放在嘴里，細的卻不易點著，也不好抽。我們就請卷煙廠的師傅研究對策。為解決抽不動的問題，他們把里面的葉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張不變，這樣吸起來就通暢多了。煙卷好后，把細的一端切掉，保持兩頭一樣粗，成圓柱形，且煙的長度不變，這樣吸哪頭、點哪頭都可以。主席抽了這種改進的雪茄煙后，再也沒說什么，問題解決了。主席問過煙的價錢，再三叮囑，不要讓煙廠吃虧。

經常游泳，偶爾跳舞

雖然每天工作強度大，外加煙不離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澤東的身體素質還是很不錯的。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是毛澤東年輕時鍛煉身體打下的好基礎，尤其是他愛游泳的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這給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時，他還要戴個口罩，算是化裝，這顯然不太方便。后來，中央警衛局在中海西側、紫光閣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個露天游泳池。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南海機關工作人員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會去游。主席游完經常說：“游泳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不想事，讓大腦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藥、散步、看戲、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為一想事就會下沉，就會喝水。”

毛澤東的另一項娛樂活動就是偶爾舉辦舞會。然而這被外界謠傳為“常在人民大會堂辦舞會”，并視為“生活奢靡”的“佐證”。孟進鴻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謠言十分痛心。·

主席沒在人民大會堂辦過舞會。1961年以后我都跟著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經常參加。因為來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級就要求我們這些男工作人員必須參加。最早是請一個文工隊來伴奏，后來就改為放錄音帶了，省得一幫子人來。

另一名警衛王明富也多次負責舞會的安保工作，對內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會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舞會，朱老總、少奇同志、周總理等一些中央領導都會參加。這些領導平時工作特別忙，整天開會、搞調查。辦舞會就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放松精神、愉悅身心的機會。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跳得很好，朱老總就是扭秧歌一樣地走。有時會請一些外面的文工團來參加舞會，每次來人都要做嚴格的審查。我們負責在門口搞警衛，過程費時費力。這時就有人提議，中南海搞個自己的文工隊。于是從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彈唱的和跳舞的文藝工作者，住在中南海東邊的萬壽殿。舞會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標準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風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沒見到有美女。

后來，因為有人提意見，這個文工隊被解散了。據吳連登回憶，“文革”開始后，因為“破四舊”，舞會也被取消了。

并非頓頓離不開紅燒肉

吳連登還記得，前些年，韶山傳出一份菜譜，列著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吃過的西餐，有牛排、羅宋湯、煎大蝦等。后來，這就被人傳成了“毛澤東在困難時期吃西餐，不與人民共甘苦”。

這個謠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實際情況是，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后，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么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主席說，西方人很有錢，有的東西是好，但對身體沒好處，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還有身體和季節情況來確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風捉影的那樣。

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把主席的東西都留著。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對外開放，經中央辦公廳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給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其中就有這張西餐單。這張菜單后來不知怎么被傳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難時期還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澤東頓頓飯都離不開紅燒肉，于是有了“毛氏紅燒肉”一說，一些飯店還打出“毛氏紅燒肉”的招牌。吳連登說，這是對毛澤東飲食的誤解。

我們每個月一般安排主席吃兩三次紅燒肉。平時他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里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采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么。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他卻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作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經常陪毛澤東吃飯。

我曾向主席建議要少吃動物油和肥肉。我見到他吃豬肉，通常的吃法是肉絲炒竹筍、肉絲炒青菜、清燉肘子等。在主席身邊幾年，我從沒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補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吃粗米。他覺得飲食就要“粗菜淡飯”，所以不吃細米。我現在整整90歲了，身體不錯，很多飲食習慣就是受到主席的影響。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飯多一些，幾乎每頓都有，有時加點白面花卷、燒麥，但只能說是點心。他愛吃的，準確地說是每餐都有的，是帶辣味的腐乳，還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纖維多的、帶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飯桌上擺得比較近的“門前菜”，擺得遠一點的菜就吃得少，隨意性比較大。

王鶴濱回憶說，毛澤東吃飯不像常人那樣按時、按頓很有規律，常常是被值班衛士提醒或催著才吃一頓，要保證他在24小時以內吃上三頓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為了避免飯菜在等候中涼得太快，吳連登專門訂做了保溫效果好點的瓷碗。“沒想到近些年市場上開始炒作毛主席的相關文物，還出現了‘毛瓷’的說法。其實主席就是吃飯用了個瓷碗，卻給了民間這么大的想象空間。”

主席原來用的碗是景德鎮的，有一次他說：“我們湖南臨澧，那個地方的瓷器很不錯。”我很快訂了臨澧的瓷器，讓最好的工匠來制作，一個碗重124克，很輕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時候很高興：“好啊!鄉情啊!”

除了吃飯，毛澤東還有另一難：睡覺難。吳連登時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飯、睡覺，他的文件永遠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時間和我們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個小時，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飯。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藥，他可能幾天都毫無睡意，腦子里裝滿了各種事情。有時候用了一次藥，主席沒反應，幾個小時后還要再用一次。最極端的時候，用3次都不管用。

后來，護士給主席開了一種強烈控制神經的藥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漢開會，我累得幾天沒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藥喝了下去，當時就失去了知覺，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計都醒不過來了。可見他的工作強度有多大。

　　財產篇

工資經常不夠用

稿費只有百萬元

工資和江青AA制

現在回想起來，吳連登覺得給毛澤東當“管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么緊張?”他甚至聽到一種說法——1961年時，毛澤東一個月的伙食費開支是654.82元，相當于50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伙食費。“這都是胡說!”

我記得，毛主席原本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國家遇到了困難，他就帶頭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前，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開銷就有200多元：黨費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訥)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后來隨著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個姐姐也住在這里，每月生活費30元;還有冬天的取暖費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還有幾大開支：

一是吃飯，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有時請一些民主黨派的朋友吃飯，比如黃炎培、章士釗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錢。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覺得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我過后都會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他說，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賬，下面的人誰也不敢吃飯不付賬。

二是煙和茶，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茶要花幾十元。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前也要付給他們2角錢。

江青的工資也是我管，每個月243元，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也就是現在說的AA制，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每一樣都要詳細記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每個月要在這些賬本上簽字，然后定期拿給主席看。記者想了解毛澤東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補貼收入，吳連登很干脆地回答：“沒有。”他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這一點，有時讓吳連登這個“管家”頗感為難。

每次錢不夠用時，我只能拿著賬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這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報告，并在后面附上詳細賬單，請主席簽上字，才能到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以下簡稱中辦特會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不過，總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了。所以我說，這個家不好當。

稿費只存在中辦特會室

有段時間，關于“毛澤東稿費高達1億3千多萬元”的消息在一些報刊上傳得沸沸揚揚。為核實此事，吳連登特意拜訪了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汪東興、原中辦特會室會計鄭長秋。當時，兩位老人雖然精神很好，記憶力也很準確，但畢竟年事已高，不能頻頻出面澄清，便委托吳連登將他們了解的真相轉述給記者。

鄭長秋生前一直負責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賬目，對此事最有發言權。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無誤的。到1983年底，因為存款利息上調，稿費比原來多出33萬元，變成157萬元。但怎么可能變成1億多?這謠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時，汪東興對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簽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關于稿費的使用情況，他每半年要向主席書面匯報一次。

當年，主席的稿費主要用于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每年，他會從中撥給章士釗、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遠在湖南老家的親屬偶爾來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費用都由主席個人負責;偶爾主席工資不夠，才從稿費中開支。還有就是不定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少，僅作解決臨時溫飽之需。

至于有媒體說，“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理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以及“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汪東興對此進行了強烈的批駁。

毛主席放稿費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也不是在什么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時候有銀行了?這些人真會無中生有。他的稿費實際上只存放在一個地方，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記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辦事，談起稿費問題。我說：“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不是我毛澤東的稿費。”我說：“那將來孩子們怎么辦?”主席說：“孩子們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一定的待遇和報酬，能自己養活自己。”

1974年，經毛澤東批示，工作人員共從稿費中取出3.2萬元，分成4份，交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作為生活補貼之用。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連登向記者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的起因，是李訥在1972年生下兒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家庭生活，還要請保姆、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她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準。主席后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元給她。

當時，我擔心李訥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所以以她的名義往銀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后，出于對親屬的一視同仁，主席又分別給了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7兩燕窩

吳連登“管家”的范圍，還包括管理毛澤東的禮品。

給主席送禮的人，有世界各個國家的元首，還有國際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幾乎每年都會給毛主席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還有些禮品，比如珍珠瑪瑙、金銀翡翠，不管多珍貴，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禮品庫登記、備案，從不據為己有。他總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吳連登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有時候，我會趁著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禮品擺在藤椅上，逐個給主席匯報、對賬。吃的東西，如果數量多，主席一般讓拿到食堂去賣，再把錢寄還給送禮的人;數量少，就送給司機班或別的人。沒有一次說給李敏、李訥的。

在禮品庫中，僅金表就有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表、羅馬表等高級貨，毛澤東都沒要。陪伴他走過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塊歐米茄手表。對這塊表的來龍去脈，吳連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他一下飛機，郭沫若就發現了這一點。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手腕上摘下來，主席也欣然接受。這之后，主席一直戴著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禮品庫借了一塊金表給主席暫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還回去。”金表借用了兩個月，我就還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他們。為表達感激之情，僑胞們給主席送來31.5公斤燕窩。那種極品燕窩，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現在更是難得一見。但主席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

1975年，我看到年邁的毛主席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張耀祠提出給主席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的黨委書記，發現當年的燕窩還有7兩。經汪東興批準，我打了收條把它們取回中南海，每次瞞著主席在湯里加一點。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